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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gn=left><b>鸟类学家郑光美教授
</b> 郑光美1932年生于北京。195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留校任教后随启蒙老师包桂睿教授去通县采集鸟类标本，
路，从标本开始。他一头扎进了千姿百态的标本中，不但练出了一手做标本的好本领，而且熟悉了鸟类区系，也为北京师范大学标本室充实了大量的标本。
1956年，郑光美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班，成了苏联专家库加金的学生。库加金，苏联著名的动物生态学家和动物地利学家。他的思想活跃，最早把动物生态学和动物地理学介绍到中国。
郑光美过去是靠打鸟来获得鸟类知识的。因为中国传统的观念是看谁打鸟的枪法准，出手快，谁就能成为好的研究人员。但库加金教授反对盲目的打鸟：“研究对象都被你打死了，你还研究什么？”他带学生们出去，教给学生如何对鸟类进行观察，而每次外出几乎都要带上郑光美。教授一张嘴，学生就竖着耳朵听，教授一动手，学生又瞪着眼睛看。手勤腿勤嘴勤脑子勤，流下汗水，吃下辛苦，储存下知识。每天太阳升起时都有新的希望，每天太阳落下时总有新的收获。郑光美跟库加金走过东北的许多地方，也在教授身边学会了研究鸟类的方法。
1958 年，研究生毕业，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涯。在他成长的道路上，洒满的是恩师的抚育，它又把同样深的爱，洒在了自己学生的身上。生命中积攒下的能量开始了无私的释放。他兢兢业业的站在讲台上，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他想锻造一串钥匙，去打开每一把锁；他在事业的天空中，奋力的飞翔。
40年，一去不复返了。 已是博士生导师的郑光美，主编或合编高等院校统编教材等专著16部，发表鸟类研究论文40余篇，1991年被选为全国优秀教师，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获得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1995年第一届孺子牛金球奖。现任中国鸟类学会理事长，国际鸟类学委员会委员，世界雉类协会中国分会主席。
秦岭发现了大熊猫
探索者的跑道上，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1960年初夏的秦岭，郑光美一行由15名教师、1名公社书记和1名猎人组成考察队行进在荆棘丛生，无人出没的深山老林中。他们的目标是从秦岭南麓翻越主峰到达北坡，考察那里的动植物的垂直分布特征。
白天，他们硬开出一条路。桌子高的草丛，本是蝮蛇的家，草丛里的一响，他们就赶快拿棍子打，有时，一天能打死几十条蝮蛇。晚上，他们住宿在老乡的牛棚里。
世上原本没有路，路是人寻出来的，在海拔1500米的山上，他们的生死难卜。在极为困难，极为危险的考察中，他们几乎是靠毅力而不是靠体力去完成任务的。
备用13天的粮食，到第11天就滴粒皆无了。没有饭吃的考察队员们，刚刚翻过秦岭主梁离西安还有240公里，在这荒无人烟的森林里，日子可怎么过？
几千里征途，几万种思念。极其单调，极其复杂。宏观冲击着微观，瞬间涵盖着永恒。
开山拉木头的解放军来了，但他们不敢担风险；路是刚炸出来的，路旁就是深渊。郑光美他们已经别无选择，240公里的山路，走不出去就是死呀？解放军答应带他们出山，说好了“生死自负”。郑光美坐在第一辆车上，从山上看下面，所有的东西都像儿童玩具，看半个车轱辘在道路的外面悬空飞驰，心也像轱辘一样悬在了半空，紧紧的抓住捆木头的绳子，把木头的绳子，把命运交给了上帝。
在考察后，郑光美发表了《秦岭南麓鸟类的生态分布》，这是中国首篇讨论动物生态分布特征的论文。
这次考察的重要成果是在秦岭三官庙的一个合作社的门口看见了两张大熊猫的皮，经过询问，顺皮追踪，他们在山里找到了大熊猫的碎骨，拼出了带牙齿的大熊猫的头骨。
1964年，郑光美在《动物学杂志》上向世界首次宣布在中国秦岭发现了大熊猫。这一发现，把大熊猫分布的区域扩大了一倍。从此，秦岭的大熊猫得到了科学界的承认。而过去，人们只知道中国的四川和甘肃南部有大熊猫。
新疆的伯劳
所以在天山南北流逝而去。郑光美在漫漫荒漠中撑起了一片绿荫.新疆,成为他事业的又一个旅程.他像一只候鸟,离开京城之后, 飞往遥远的大西北。
70年代初，郑光美拿着中国科学院下发的300元和学校给的50元经费来到新疆，而半年后离开新疆时，他带回去的却是巨大的收获——对新疆特有鸟类的标本采集以及对红背伯劳、灰伯劳的深入研究。
鸟类领域行为的研究，在中国开始于郑光美等对红尾伯劳的观察，在种群密度较高的地区，这种鸟通过种内与种间斗争而形成领域压缩、分割及重叠。根据红尾伯劳与黑卷尾在领域竞争中表现的从斗争到协作的行为转变过程，郑光美提出了鸟类集群营巢的演化假说。
19世纪，外国探险队曾记载了新疆的红背伯老和灰伯劳但国内资料很少。这次郑光美在新疆采集了50多只伯劳标本，对红背伯劳的繁殖、分布、分类、换羽顺序等做了详细的分析，认为红背伯劳主要在新疆繁殖，而越冬是在非洲。
德国有一个著名的研究鸟类换羽规律的专家特利斯曼（stresemann），他在非洲研究了在那儿过冬的新疆红背伯劳，认为秋季这种伯劳的秋羽是不换的，应属于不完全换羽。郑光美用自己的实地考察判断出斯特利斯曼仅观察了非洲越冬的标本，故而得出的是错误的结论。
原来一般的候鸟在秋季离开时才换羽，而这种伯劳是在7月份就换羽，这是由于新疆的七户极其干热，羽毛磨损十分严重，必须提前进行换羽，待9月份往非洲的长途飞行之后，新换的羽毛到了非洲让人看起来就又是旧的了。
“黄腹角雉之父”
一封郑作新院士的来信扰乱了郑光美平静的心。“我给你写信，是想邀请你参加我院领导的一个中国科学院重点科研基金项目《中国珍惜濒危雉类的生态生物学研究》，请你负责研究我国特产的珍禽——黄腹角雉。”
强者总是选择创新。创新总是与吃苦结伴。吃苦是每一位鸟类工作者的基本功。扎实深厚的基本功，为郑光美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黄腹角雉在哪里？不知道！
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大千世界里，郑光美找到了自己愿意为之奋斗的专业，走上了一条专门研究黄腹角雉的道路。根据浙江大学生物系诸葛阳教授提供的信息，浙江南部发现黄腹角雉。1983年夏，郑光美带着三位助手，在浙江的丽水、云河、景宁、文成、泰顺等5个县的主要林区、方圆数百里的地方，经过了近两个月的艰苦搜寻，最后选定了泰顺县乌岩岭自然保护区为基地。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看见了野生的黄腹角雉，而且拍下了世界上第一张野外生活的黄腹角雉雄鸟和雌鸟的照片。
为了研究黄腹角雉的习性，郑光美1984年2月份又来到了乌岩岭。
4月6日，为了找到黄腹角雉，郑光美和助手冒雨出发了。这天他们搜寻一个新地方——千斤坑这里山势陡峭，云雾笼罩。一时间还雷电交加，大于倾盆。郑光美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已经仰面朝天地顺着45·c倾斜的大石板滑了下去，登山镐脱手了，在下滑中途正好抓住了一棵孤零零的小树，他的生命处在危急之间。万一小树松动，万一他的体力坚持不下去，万一……那他就会掉进万丈深渊，粉身碎骨。在助手小赵的冒险救助下，半小时后郑光美才终于挪到了安全地带。
这是风雨的抗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行动。不为名，不为利，只为贡献。
三天以后，他们终于发现了黄腹角雉，但一直还没发现黄腹角雉的巢。冷风吟唱着凄楚的歌。郑光美和志同道合的同事们在这个远离尘世的大山里继续着他们的事业。
4月11日下午3：40，他们从沟低爬到了山腰。山，成70度角；天，下着雨；地上，全是湿湿的泥巴，郑光美没收住脚，撞在了一棵大树上.踏破铁鞋无觅处,这一撞,树上飞起了一只鸟.是黄腹角雉的雌鸟!他们拿望远镜观察,发现在树的横干上有一个浅浅的窝,窝里还有4枚土黄色的卵.这是世界上人类第一次在野外发现黄腹角雉的巢.群山向他们致敬,万木为他们歌唱。
此后，他们又在海拔2000米的地方发现了3枚卵的黄腹角雉的巢。为此，郑光美被同行们誉为“黄腹角雉之父”。
1986年，世界上所有著名的雉类学家在泰国的清迈看郑光美带来的幻灯片，他把研究黄腹角雉的深层成果展现在世界面前，让世界的鸟类学家们大开眼界。
中国的黄腹角雉是世界上唯一被研究清楚了的角雉属鸟类。关于黄腹角雉，郑光美和他的学生们十多年里在国内外一共发表了近30篇文章。近年出版的权威性巨著《世界鸟类手册》引用了他们的19篇论文。
将濒危物种驯养繁殖，是异地保护和再引入的重要基础性研究。郑光美把饲养黄腹角雉的天地从浙江的乌岩岭搬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内。他现在已经拥有 16个饲养黄腹角雉的笼舍，从1986年首次人工繁殖成功开始，至今已繁殖出了子三代，20余只。他拥有一个稳定的黄腹角雉人工种群，这也是国内外唯一的纯系人工种群。郑光美对黄腹角雉生态生物学及饲养繁殖的研究，曾获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及林业部科技进步奖。
郑光美与鸟类的缘分最早来自他16岁那年。当时他是北京师范大工艺美术系的学生。夹着画板去上课时，他常常从生物学系的温室前面经过，每次看着温室里面的老师和学生穿着白大褂，用洋绣球什么的静静的做着实验，心里就涌起一阵羡慕。于是，他又考入了生物学系。从此，与生物、与鸟类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了终生之约。
鸟成了他的研究对象和生命之伴，每日所思所行都离不开它们。鸟几乎占尽了他生命的全部，鸟的奥秘，作为大自然的一门科学，也离不开郑光美及其同事。
人与鸟是休戚与共的朋友，相伴着从历史走来，又相携着向未来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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